文官好战引争议

在世界军事史上，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，倡导战争的声音往往出自文人，而真正掌兵权的将领们却倾向于和平。以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为例，德国上下弥漫着好战氛围，议员们纷纷鼓吹扩张政策，渴望在欧洲称霸。然而，统一大业的实际功臣，军事家毛奇却在德国国会上对这群好战的政治家发出严厉警告，他断言战争将是一场灾难，甚至用诅咒的语气说：“那个点燃欧洲烽火的人，那个将火种投入火药桶的人，真是罪不可赦！” 在我国历史上，文官好战、武将主和的现象同样屡见不鲜。清朝末年，如张謇、文廷式等书生都积极主张战争。事实上，从宋朝开始，文官开始插手军事，掌握军队调拨权和战略决策权。由于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超过战略战术，他们在战争中更关注名节，试图逼迫武将出战。而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提出的求和主张，却被贬斥为懦弱和卖国。 结果，本应由武将主导的战略战术，被外行文人搅和，导致军事失利。南宋以后的王朝，在军事上屡遭挫折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一原因。当然，不能否认，这些文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，但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军事。例如，明末史可法守扬州，虽然他是忠臣，但从军事角度来看，他的部署是失败的。 文人为何好战？他们无法从纯军事技术角度考虑战略，不相信军事将领，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；多数未经历过战争，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。法国大革命时期，微分几何之父加斯帕·蒙日曾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激昂演讲，誓言要看到贵族们的人头落地。然而，这位文弱的书生甚至不愿意当众杀鸡。 1962年中国与印度边境冲突时，尽管印度军方普遍不赞成与强大的中国开战，但总理尼赫鲁却受到好战议员的影响，不得不执行“前进政策”。当印军溃败后，新德里陷入恐慌，好战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。在战前，他们指责武人怯懦，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。 坐在飞机上扔炸弹的人，心里肯定没有当面用刺刀杀死一个人所受的冲击大。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：当远离杀戮现场时，对这种行为就变得麻木起来，伤亡只有数字上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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