吐尔逊大叔的贴心热线

大约在两个月前的一天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了一阵陌生的铃声。电话那头，一个听起来虚弱而颤抖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好，是小韩吗？我找不到你爸爸的电话，我这里有你爸爸的钱，有时间让他来拿，我是吐尔逊。” 回想起30年前，吐尔逊大叔刚从部队复员到我们公社工作时，他在我父亲手下工作，中午就在我家吃饭。他身材高大，健壮，面色白皙而红润。然而，他看人时眼神羞涩，非常内向腼腆，常常是父亲问他一句，他只回答一句。在吃饭时，他文静得像个女孩。由于吐尔逊大叔曾是空降兵，汉语说得不错，但在家里交流时，我父母亲都和他说维语，他们说的话我听不太懂。时间久了，吐尔逊大叔就像家中的一员，我原本喊他哥哥，但父亲不同意，说：“吐尔逊是我的同事，你还是叫叔叔吧。” 有一天，吐尔逊大叔在吃饭时羞涩地说：“我要结婚了。”父母很高兴，连连祝贺，还喝了点酒，而我则兴奋地期待着。然而，我等了好久也没吃上抓饭，吐尔逊大叔也不再来我家吃饭了。我问父亲怎么回事，父亲说，吐尔逊大叔结婚了，但没有办婚礼，只是住在旁边的马厩旁的空房子里。 马厩旁的空房子，现在是吐尔逊大叔和阿丽娅大婶的新房。我听到消息的第二天早上，就自作主张地去祝贺了。看到阿丽娅大婶的那一刻，我差点石化，她太漂亮了，就像传说中的仙女。原本脏乱不堪的房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刷了浅蓝的石灰，铺了一铺大炕，家什虽然简单，却透着温馨，屋里还有一股浓烈的奶茶香。 我站在门口，张口结舌，阿丽娅大婶微笑着走过来摸摸我的脑袋，牵着我的手走进去。只见吐尔逊大叔盘腿坐在炕上，望着我得意地笑。我脱口而出：“婶婶长得和仙女一样。”吐尔逊大叔哈哈大笑，给妻子翻译了，阿丽娅大婶也笑，亲了我一口。 早餐很简单，有玉米面馕和奶茶，我吃得很香。阿丽娅大婶把馕饼掰碎，放进碗里让我泡着吃。他们两口子也不说话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饭，时而对视一眼，洋溢着蜜糖般甜蜜的幸福。 后来，阿丽娅大婶在房前建了一个馕坑，家属院的女主人们就经常聚在大婶家打馕，同时交流一些做饭的经验。那段时间我父母忙，我时不时去阿丽娅大婶家混饭吃，回来就挑剔母亲做的拉条子如何不够味，如何不及阿丽娅大婶的手艺，惹得母亲笑骂：“你个小白眼狼，你去吐尔逊家当儿子算了。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淡地过去。以后的十几年里，我在外读书，每年寒暑假照例去吐尔逊大叔家玩，再后来工作了也一样。 吐尔逊大叔人到中年，沉稳而极具长者风度，仍然亲切而不苟言笑；阿丽娅大婶容光焕发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微笑。他们的一儿一女是我们那块的明星人物，漂亮，学习好，体育也好，舞蹈更是跳得让人炫目。我母亲和阿丽娅大婶同在一个林业站劳作，收成很不错，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。 我现在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公，感叹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这句话的残酷，最早的因素来自阿丽娅大婶。因为她突然得了怪病，身体一天天地肿起来，到后来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每天只能待在家里，偶尔出来晒晒太阳。 吐尔逊大叔四处求医，但阿丽娅大婶还是走了。经历了丧妻之痛的大叔几乎是一夜白头，身形也佝偻起来，好在有一双儿女争气，后来考上了不错的大学。当单位和单位同事的助学款交到大叔手里时，他忽然失声痛哭，眼泪恣肆滂沱，嘴里不断念叨着大婶的名字。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，母亲讲完擦把泪，问我：“你说这么好的一家子，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？” 父亲退休后，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乡下，搬去昌吉和妹妹一家比邻而居。我们两家的联系慢慢就断了。我去探望父母时，他俩时常念叨，真怀念和吐尔逊一家在一起的日子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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