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贫穷知己共成长

在我踏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天，我踏进宿舍的那一刻，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孩向我微笑着问候：“嗨，我叫拉斯，你把东西放在这里吧。”从此，拉斯成为了我在大学期间的唯一知己，我们共度了两年的时光。拉斯，这个波兰裔美国人，身材高大，性格直率且幽默，我们的友谊在无数次的欢笑和恶作剧中得以升华。 在哥大的日子里，我们不仅要面对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还要通过打工来赚取生活费。我从事家教和电脑中心的工作，而拉斯则在食堂担任厨师助理。我们经常在深夜时分，一边吃着从食堂带回的面包和热狗，一边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 由于经济状况相似，我们的时间表也变得一致。下课后，我们都会去打工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拉斯洗完碗回来，我们便躺在床上闲聊。有时，我们饥肠辘辘，冰箱里却空空如也，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。 有一年，我和拉斯都因为经济拮据而无法回家过圣诞节。为了节省假期的饭钱，拉斯从食堂搬回25公斤奶油芝士，打算亲手制作蛋糕。我们计划每天吃一个蛋糕，直到假期结束。然而，25公斤的芝士却让我们苦不堪言，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，让我们感到厌烦。直到有一天，拉斯突然告诉我们，蛋糕发霉了！我们俩兴奋地跑到唐人街的粤菜馆，庆祝蛋糕发霉。 还有一次，我们饿得难以忍受，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中国菜馆，一口气吃光七盘不同的饭和面。服务员看着空空的盘子，惊讶不已，甚至怀疑我们要叫救护车。从那以后，“做蛋糕”这个词便成了我们之间的暗语，指的是做同一件事做到让人恶心。 我和拉斯成为了终身的朋友。尽管他毕业后放弃了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高薪，选择到德国开设画廊，并娶了一位比他小10岁的妻子，但他始终如一地关心着我。2005年，我在微软打官司时，他还特意打电话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忙做人格担保。尽管我告诉他我的人格没有问题，但他依然表示，他只想让我知道，他永远站在我身边。 有趣的是，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一直保留着。每年圣诞节，他都会寄给我一个亲手制作的蛋糕，里面加上糖和朗姆。然而，由于他住在德国，等我收到蛋糕时，基本上已经到了春节，我们全家都不敢吃这个蛋糕。于是，我写信给拉斯，感谢他的祝福，但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。然而，拉斯却坚持要寄，他认为这是一份心意。 2000年，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总部工作，却忘记了告诉拉斯。结果，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的原地址，邮政系统查无此人，将蛋糕退回给他。拉斯接到蛋糕后惊讶不已，他写信告诉我，他终于有机会尝试蛋糕的防腐方法，并告诉我他吃了那个蛋糕，并且还活着。 我和拉斯的故事，就像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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