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在我人生的早期,我失去了父亲,那时我仅三岁。同年,我的弟弟也才两岁,母亲从此便未再婚嫁。当我们六岁那年,母亲决定将我们一同送入小学,自此,我们便如同影子般形影不离。从初中到高中,我们始终同班同学,相互激励,共同成长。
1994年的夏日,我们同时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整个村庄都为之欢腾,我们家更是喜出望外。然而,喜悦并未持续太久,母亲便陷入了沉重的经济困境。近万元的学费对我们家来说,无异于天文数字。母亲卖掉了家中所有的猪、鸡、粮食,走遍亲戚朋友家借债,直至报到前夕,才勉强凑齐了4000多元。
一天夜晚,母亲将我和弟弟叫到一起,泪水涟涟地说:“孩子们,我为你们考上大学而高兴,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撑你们俩同时上大学。即使我卖血,也只能供得起一个人。”
我和弟弟默默听着,没有言语。许久,弟弟低声说:“姐姐去。”他的脸涨得通红,一副毅然决然的模样。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泪,没有说话。
我对母亲说:“还是让弟弟去吧,我终究要嫁人。”我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有多么的虚伪。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,我做梦都想摆脱“农”字的束缚。
弟弟说:“还是你去吧!我在家多少也算是个劳动力,可以帮娘干些农活,好供你读书。如果我去了,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?”我们争论了很久,却始终没有结果。那个夜晚,屋内静悄悄的,只能听见我们辗转反侧的声音。
第二天,弟弟很早就起床,站在堂屋里说:“娘,还是让姐姐去吧,她上了大学,将来才能嫁个好人家。”声音不大,却足以让屋内每个人泪流满面。
我和母亲起床后,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片——那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,已经被他撕得粉碎。他为我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送我上火车时,母亲和我都哭了,只有弟弟笑呵呵地说:“姐,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!”听他的话,我仿佛觉得他比我大几岁。
1995年,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故乡,粮食颗粒无收。弟弟写信给我,说他要南下广州打工。
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。起初,工作并不好找,他就去码头做苦力,帮人扛麻袋和箱包。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到了工作,因为是计件工资,按劳取酬,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弟弟从未向我报忧,每个月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,给我做生活费。后来干脆让我办了张银行卡,他直接把钱存进去。每次从卡里取钱,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温暖,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。
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,他没有回家,提前写信告诉我们,说春节车票不好买,打工返乡的人又多,懒得挤。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,收入也会相对高一点。我知道,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,他是想多省点钱,多挣些钱,好供我读书。
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,说那边工资高一点。我提醒他:“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,你千万要小心一些。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,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,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。”大学顺利毕业后,我很快在城里找到了一份舒适的工作。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,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。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,准备参加成人高考,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,最后我不得不妥协。
我做梦都没想到,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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