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从幼儿园时期起,我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每当画笔在纸上舞动时,我总感觉意犹未尽,于是便在客厅的白墙上尽情挥洒蜡笔,仿佛是一位在莫高窟辛勤创作的画匠。父亲身为军人,看到这一幕,曾建议狠狠地揍我一顿,然而母亲却宽容地表示,让她尽情地画吧,客人可以在书房里品茶。
母亲的宽容并非是为了培养我成为张大千或毕加索,她告诉我:“做你梦想的事,成为你想成为的人——只要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,你快乐我也会快乐,而且,你要懂得为快乐付出代价。”
这句话我渐渐领悟到了其中的深意。记得有一次,巷子口新开了一家糖果店,我每天都跑去买薄荷糖吃,母亲除了提醒我刷牙外并不多言。然而几天后,我需要用租小人书的钱时,母亲却拒绝了:“钱已经给你了,你有支配的自由,但自由的限度是每天一角,就这样。”我知道母亲一旦说出“就这样”,即意味着讨论结束。经过一番权衡,我选择了精神食粮。
从小我就是个顽皮的孩子,进入学校后也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。有一段时间,学校要求中午回家必须午睡,还要家长签字。但我天生睡眠较少,躺在那里辗转反侧,实在难以忍受。于是,我向母亲提出用阅读代替午睡,她答应了:“只要你能保证下午上课不瞌睡。”那些逃睡的夏天中午,我躺在凉爽的席子上,手捧着唐宋诗词、童话故事、外国游记和《本草纲目》,身旁还有一碗清凉的绿豆汤。母亲从未说过开卷有益之类的话,但她从不禁止我看任何课外书,对她来说,书就是书——也许可以用好不好来看待,但无需区分是否与学习有关。四年级时,我看《红楼梦》,母亲瞥了一眼,说:“也许你现在还看不懂。”我随手翻了一页:“懂——黛玉是个爱闹别扭的女孩,比我们班胡晴晴还小心眼,可她心里喜欢宝玉,宝玉也知道。”母亲将最后一个饺子扔进锅里:“有道理。”
初中时,我经常逃学,背着画夹去美丽湖边写生,到图书馆翻阅旧杂志,或者干脆在家写诗。母亲委婉地提醒了几次后,放弃了说服的努力:“我不赞成你这样做,但我保留意见。我希望你有分寸感,而且,我不会替你向老师撒谎请假。”一定是“分寸感”这三个字触动了我,我将逃学的频率控制在每周两次,考试成绩保持在班级前10名。父亲说我应该考前3名,而母亲却希望我有一个宽松而丰富的少年时代:“孔子说因材施教,”母亲一边擦玻璃一边对父亲说,“你得承认你女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”母亲曾是一名教师,她常说的话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: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,这是教育的前提,她说。
高中时,我开始有了些稿费,也有男孩子到家里来找我——借书、还书,或者别的。我买了一大堆美丽的画册,还买了一个绿色的缎子蝴蝶结,配上一条苔绿的丝绒芭蕾裙,在镜子前照来照去。还有一次,我偷偷买了一支口红,母亲看见后并没有说什么……我也就没敢用,后来她帮我保存了起来。
18岁进入大学,我最初选择了经济系。当我和一群女伴关起门听摇滚、翻看时装杂志时,母亲会笑眯眯地敲门,端来几碟自己做的绿草冰淇淋,顶端点缀着一颗樱桃。她从未当众问过我的测验成绩,笑着说:“年轻真好。”
那年,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约会,我告诉母亲,他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可爱、最英俊的男孩子(现在我已经忘记他的样子)。周末的夜晚,我欢快地踩着舞步推开家门,看到父亲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打盹,我问他干嘛呢,他嘟囔着说他喜欢那个侦探片。母亲早已入睡。后来,那个男孩打电话来说对不起:他喜欢另一个女孩——他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小妹妹。我哭得枕头都湿透了。父亲摩拳擦掌,声称要去揍那个有眼无珠的小子。母亲却只是端来一碗汤:“喝了就好啦!”她微笑着说:“相信吗?有一天你会连他长什么样都忘了。”
大二那年,我转系至中文。当时经济专业热得像走红的大歌星,而中文则像式微的贵族小姐,蓬头垢面,可怜巴巴。朋友们劝我,喜欢写东西可以把它当作业余爱好,我说真爱一个人,就不愿仅仅给他做情人一样。母亲签字,我成功转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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