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情抉择，残酷现实弟弟救赎

在我记忆中，弟弟第一次踏进北京的那一年，恰如我当年一般年轻。在父母眼中，那不过是孩子一个，尤其是一个从未出过县城、未曾见过火车的农村少年。母亲电话那头，语气中满是担忧：“要不你回来接他吧，那么大的北京，万一走丢了怎么办？”我回忆起自己多年来的独立生活，坚定地拒绝了她。我说：“有什么不放心的，一个男孩子，连路都不会走，考上大学有什么用？” 弟弟对我的冷漠感到不悦，但父母不识字，他只能依靠自己。我能想象他从小县城到市里坐火车，在陌生的火车站不知如何买票的种种困难，但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“鼻子下有嘴”，便挂断了电话。那天晚上12点的火车，母亲提前五个小时便将他送到了车站。他一个人拖着大包小包，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坐到外面的灯火都暗了，最终还是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听着他几乎是以哭诉的语气提起周围几个老绕着他打转的小混混，便劈头问道：“车站民警是干什么的？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睡觉，明天车站见吧。”弟弟也高声丢给我一句：“车站也不用你接，用不着求你！”我说：“好，正巧我也有事，那我们大学见。”我举着电话，听见那边嘈杂的声音里，弟弟低声的哭泣，有一刹那的心疼，但想起自己当初那个到处碰壁又到处寻路的自己，还是忍住了，轻轻将电话挂掉。 弟弟不善言辞，又略带羞涩，普通话说得蹩脚，一看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少年。他一个人在火车上，不知道厕所，水都不敢喝。又是个不舍得花钱的孩子，八个小时的车程，他只啃了两袋方便面。下车后不知道怎么走，被人流裹挟着，竟是连出站口都找不到。总算是出来后，一路上挤公交车，没听到站名，坐过了站，又返回去。等到在大学门口看见我笑脸迎上来，他的泪一下子流出来。看着这个瘦弱青涩的少年，嘴唇干裂，头发蓬松，满脸的汗水，额头上不知哪儿划破的一道轻微的伤痕，我终于放下心来，抬手给他温暖的一掌，说：“祝贺你，终于可以一个人闯到北京来。” 临走的时候，我只给他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。我看他站在一大堆光鲜的学生群里，因为素朴而显得那么的落寞和孤单，多么像刚入大学时的我，因为卑微，进而自卑。我笑笑，说：“北京是残酷的，也是宽容的，只要你用心且努力，你也会像姐姐那样，自己养活自己。”我知道年少的弟弟，对于这句话，不会有太多的理解，他只是难过，为什么那么爱他的姐姐，在北京待了只是几年，便变得如此的不近人情？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考到北京来，原本是希望像父母设想的那样，从我这里获取物质和精神的多方支持，却没想到，连生活费，都要自己来挣。 一个月后，弟弟打过电话来，求我给他找份兼职。我说：“你的同学也都有姐姐可以找吗？”他是个敏感的男孩，没说什么话，便“啪”地挂断了。顷刻，母亲的长途便打过来。她几乎是愤怒地说：“你不给他钱也就算了，连份工作也不帮着找，他一个人在北京，又那么小，不依靠你还能依靠谁？！”我不知道怎么给母亲解释，才能让她相信，我所吃过的苦，他也应该能吃，因为我们都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，如果不自己走出一条路来，贫困只会把所有的希望都熄灭掉。碰壁，总是会有，但也恰恰因为碰壁，才让我们笨拙的外壳迅速地脱落，长出更坚硬的翼翅。 我最终还是答应母亲，给弟弟一定的帮助。但也只是写了封信，告诉他所有可以收集到兼职信息的方法。这些我用了四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无价的“财富”，终于让弟弟在一个星期后，找到了一份在杂志社做校对的兼职。工作不是多么的轻松，钱也算不上多，但总可以维持他的生活。我在他领了第一份工资后，去赖他饭吃。他仔细地将要用的钱算好，剩下的，只够在学校食堂里吃顿“小炒”。但我还是很高兴，不住地夸他，他低头不言语，吃了很长时间，他才像吐粒沙子似地恨恨吐出一句：“同学都可怜我，这么辛苦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别人都上网聊天，我还得熬夜看稿子，连给同学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；钱又这么少，连你工资的零头都不到。”我笑道：“可怜算什么，我还曾经被人耻笑，因为丢掉50元钱，我在宿舍里哭了一天，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一个月的饭费，而我，又自卑，不愿向人借，可还是抵不住饥饿，我在学校食堂里给人帮忙，没有工资，但总算有饭吃。你在现实面前，如果不厚起脸皮，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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