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利策奖献贫穷母爱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一幅画面始终清晰：一位身材颀长、金发披肩的妇人，背负着沉重的麻袋，穿越辽阔的田野。她身穿男式马裤，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，不时回首向坐在麻袋上的三岁孩童微笑。这一幕，深刻地描绘了母亲当年的辛勤劳作，她以这样的坚韧精神抚养我们兄弟三人，这段记忆便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头。 母亲的一生，在贫困的南方度过，她的岁月里，只有劳作，只有贫穷。 17岁那年，母亲嫁为人妇，而我父亲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。 父亲常离家出走，将母亲一人留在家中。1959年夏，父亲又一次离家的那个夏天，我出生了。直到两岁，我才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，而那时五岁的哥哥山姆已对父亲的面容模糊不清。 弟弟马克出生后，父亲又一次弃家而去。1966年2月的一个午后，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到了外祖母家。由于房子狭窄，母亲只能睡在沙发上。 在棉花收获的季节，母亲一天能赚几块钱，其余时间则去剥甘蔗皮、摘西红柿、捡山核桃，一年四季，她总是弯腰劳作，支撑起整个家庭。清苦的生活过早地夺走了她的青春与美丽。 白天干完农活，晚上母亲还要为别人熨衣服。我们的床上总是堆满了要熨的衣服。有时我半夜醒来，看到母亲还在那里熨衣服，汗珠大颗大颗地滴落。 母亲为我们申请了救济金和免费午餐，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，她都会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奶酪。我们兄弟几个也会去捡一些铜线、铝块和饮料瓶，卖钱交给母亲。 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从早到晚都在忙碌，每天上街也只为购买食物。 我从未因母亲的容貌或装扮而感到羞耻，但当我开始关注异性，并交上朋友后，我突然希望母亲能多留在家中，不要常常上街，以免被朋友们看到。 记得高中前的那个暑假，我与一个出身显贵的女孩子关系亲密，关于我的家庭环境，我从未提起，我以为她不会怀疑。 突然有一天，那个女孩带着女伴儿来到我家，我们一起去野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走进我们狭小的客厅，看到布满窟窿的沙发、破旧的地毯和光秃秃的灯泡时的表情。而看到穿着截断裤腿的旧裤子的母亲时，她们更是惊讶不已。 我为自己的家庭环境感到羞耻，更糟糕的是，我为母亲感到羞耻。 工作后，那种窘迫感早已消失，但我为自己当年的无知虚荣心感到羞愧。为了弥补，我经常给母亲买东西、帮她付医药费，但我真正想为她做的事情，却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。 母亲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子，我对她说，将来要为她买一幢房子，她只是点点头，认为那只是一个梦。 我从事的是美国收入不高的职业之一——记者，为了实现我对母亲的承诺，我在银行开了一个储蓄账户。 我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，从地区的小报社逐渐转到大城市的著名报社，后来我成为美国十大报纸之一的《圣彼得堡时代报》的一名记者。 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，母亲就会在报纸上找到我写的稿子，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。我写的文章大多是一些历经磨难的人们的故事，我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，因为我母亲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；因为她教给我的道理——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尊重。 1994年，我进入记者职业的圣殿——《纽约时报》工作，而那幢大厦正是母亲曾经做过清洁工作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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